法治国的根基（三）

中国百姓思想陈旧、观念落后、文化知识整体层次不高、国家意识薄弱、法律观念淡薄、容易知足、凡事忍耐、缺乏勇毅、不善团结、明哲保身、懒于参与，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思想、观念、德性、习惯是一些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文化、历史、经济、教育、体制等许多方面。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与培养现代国家的公民是矛盾的。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思想无法替代的，儒家思想旨在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推崇服从，反对平等.反对背叛，自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后，民主思想很难在中国有发展的空间,百姓权利要求的欲望也被扼制了。儒家思想尊崇“人治”，提倡“德主刑辅”，其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轻视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部分。道家思想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容易知足、凡事忍耐、不敢争先、委曲求全、明哲保身都是道家思想的体现。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内容为民众的平庸制造了“模具”。中国帝王引进佛教的原因不得而知，而佛教的传入再次加深了中国人消极避世、寄希望于来生的弱点。（笔者对佛祖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理论和实践非常敬仰）

一个民族的特性常常会受到统治者卑劣的统治策略的影响。统治者的原则是简化人民思想，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统治者禁锢思想的方法很多，甚至不择手段，“焚书坑儒”、“文字狱”、近现代思想文化专制、对不同政见者的清洗，此类事件不胜枚举。统治者还有意培养民众的懦弱，统治者所倡导的道德准则和国家立法活动常常贯穿着这样的思想，法学家狄德罗说：“中国封建统治者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人民修养温和的德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维护和激励刚毅的德行，中国就不会成为游牧的鞑靼人的牺牲品。”对有反抗行为的群众和不同政见者统治者们历来都是严厉打击和残酷迫害，在禁锢思想的过程中，也不乏恐怖、残暴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中国人变得是越来越谨小慎微了。在训导出听话、驯服的百姓方面，中国的统治者是非常成功的。

在封建社会，中国的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在这两种经济模式下，社会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不必用太多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老百姓感觉国家的方针政策与自己的生活关系不大，百姓更容易养成对政治冷漠、懒于参与、懒散而不善组织的习性，这就是所谓的“交了税、自在王”，百姓习惯人治，不习惯法治。这些情况也影响到了法律思想的发展。

时下的中国相比之下还是不够富裕，很多人整日为生活奔波，没有精力和闲暇关心国家大事，并且，在我国文盲、半文盲、法盲占很大比例，国民整体文化层次不高，“知识就是力量”，如果有知识，不愚昧，不盲从，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我们历来的教育重在知识的传授，轻视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和德性的培养，这些问题都是公众力量弱小的原因。

西方人和中国人相比有许多不同，在古希腊、古罗马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就表现的不同凡响。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公众更加频繁的参与国家政治，如英国《权利法案》的颁布、“法国大革命”、“两德”统一。西方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灿烂丰富，古代的西方不乏“平等”、“法治”、“公民参政”思想，尤其在启蒙时代西方人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个性解放”，又经以个人为本位的资本主义时期，个人自由发展，而且，西方人民的自治源远流长，深入人心，操作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在观念意识等许多方面与东方人不同。如果没有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学说指导，没有反抗精神、团结、积极参与的良好政治品德，西方的民主制度就不会安设在人类社会。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据。回看一个琐碎的例子“磨坊主诉德皇案”，德皇威廉一世住进行宫，登高远眺被破旧的磨坊挡住了视线，协商未果后，德皇命人拆除了磨坊，之后磨坊主将德皇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德皇败诉。此案有三点让中国人惊掉下巴，1、小老百姓胆敢状告君主，2、法院敢于受理此案，并且判决德皇败诉，3、德皇服从了判决。再看看我们近邻日本的“俄皇太子日本遇刺案”，1891年，俄皇太子在日本访问时遭遇暗杀（未遂），沙皇震怒，当时日本国力不比沙俄，为维护日俄关系，日本首相向俄国保证严惩凶手，日本内阁决定以“加害皇室之罪”罪名处决罪犯，日本首相亲自向儿道惟谦等七位主审法官施压，七位法官捍卫日本的司法独立，拒绝向政治压力屈服，毅然以谋杀未遂罪下判，自此日本司法独立初见端倪，日本引进的三权分立制度得以落实。中国人不喜过问政治，不知道自治、自主，习惯他治、他主，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籍华人对政治同样冷漠 (近些年，华人参政意识、维权意识有所增强 )。而西方人热心于政治，他们对有关问题会询问议员，甚至质问总统，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西方人有问题找政府，中国人更多的是忍气吞声或自想办法。前些年，一位美国老太太因马路不平扭伤了脚，这位老太太认为是马路主管部门没有尽到职责而诉诸于法律，受诉法院判决老太太胜诉。中国百姓的做法是大相迳庭，江苏、河南、广东、甘肃都有过下水道井盖丢失殃及路人的事情，好几年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每天成千上万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现象，但就是没有人过问相关部门，悲剧是迟早要发生的,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工在上班途中掉进下水道遇难。西方人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用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自已的意愿。前几年，一个美国人因犯罪被判刑，持有异议并关注此事的人们纷纷跑到监狱门前进行抗议。2000 年 2月25日，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对当时比较轰动的“迪亚洛”案件作出判决，宣布在纽约枪杀黑人移民迪亚洛的四名白人警察无罪。这一判决激起了公愤，几百名示威者当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迪亚洛的惨死曾引发万人的大游行。日韩的民众跟我国人民也有很大区别，2023年5月15日，日本民众示威游行，要求美军基地迁出冲绳。2023年9月2日，韩国民众在首尔举行大规模聚会，谴责日本政府的福岛核污水排放。在这样的公众面前，会有几个官员胆大妄为，戏弄法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不作出头岛、不敢得罪人只会使我们的公众监督流于形式。国产电影《十二公民》的场景在中国的个别地方或许有吧，对整个中国来说应该还是个理想。

西方人严谨认真，中国人只要衣食无忧，凡事差不多就行。西方人好讼，中国人是“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怕打官司(近几年有一些改变)。荷兰有个叫范·哈根的老妇，喜欢打官司，有一年她向鹿特丹市环保部门投诉141次，鹿特丹市环保部门给她献了一束鲜花，表示感谢，因为她的投诉不仅维护了自己的权利，也维护了公共利益。

官员的素质、体制的弊端以及法律的不完备会影响到法律的实施，但这些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官员不是神仙，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所以孟德斯鸠才会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法律、体制象手机、电脑一样，无非是人的工具罢了，工具有问题，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工具的制造者、使用者身上。

法律软弱侵害人民福祉，阻滞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法律软弱到严重程度，就会导致国家的衰亡。法治国的基础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有一定思想文化素养和良好政治品德的公众 。中国的前途就看我们每一位普通百姓了。

（初稿于1993年夏，我上大学二年级，当时给我们讲法律思想史的刘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题目是“法律软弱原因探究”，后略有改动。美好而又遥远的大学时光啊！）